书坛寿星:于右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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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曰:

葬我于高山之上兮,望我大陆;

大陆不可见兮,只有痛哭。

葬我于高山之上兮,望我故乡;

故乡不可见兮,永不能忘。

天苍苍,野茫茫;

山之上,国有殇!

 

公元1964年11月10日晚8时8分,美髯公于伯循右任老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逝世,按照中国传统纪年,享年八十六岁。三个月前,右老住进医院,缠绵病榻。两年前,写下《望大陆》诗一首,冥冥中为他的后事作准备。与其说是诗的遗嘱,不如说是他晚年最难以忘怀的事情——故土。思念之情浓烈,诗思气度排山倒海。

右老出生在因境内有孟侯原、丰原、白鹿原而得名的陕西省三原县城河道巷,公元为1879年4月11日,在农历则为己卯,属兔,亦为大清光绪五年。其生母是甘肃静宁县人,逃荒至陕西,嫁给于文宝。右老不满两岁,生母即撒手人寰,临终前将右老托付他的伯母房氏。房氏娘家人口众多,还算有个照应。实际上,右老是在准姥姥家或者说准舅舅家成长的,直至11岁回三原念书。望子成龙是每个母亲的希冀,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房氏教育后代的独门绝技——据《于右任传》说,右老偶有过失或有荒废学业的迹象,伯母都会郁郁寡欢,并不责备,迫使右老让伯母高兴起来而发愤。多年以后,右老作《牧羊儿自述》还不能忘记他实际的母亲:“爱护之心和严正之气,至今梦寐中犹时时遇之。”

诗人注定了要面对世间的很多悖论与变数——诗思的喷涌,诗情的凝结,都在这悖论与变数中得到有效的催化,成为诗人而言志,无论多么得志与不得志,都会出现与原来志向相左的结局。“写字是为最快乐的事”,然而,他又不能总是快乐。

这篇小文是在说书法家于右任。我们很快会发现,右老与众多的书法家不同。书法家多爱诗,大多也会作诗,不会作诗也可以抄诗。比如,我们篇首所引的《望大陆》,是右老自作诗并有书法传世,为国人所熟悉,并感念之。怀念故土,所谓落叶归根,是游子生前的强烈愿望。然而,右老之怀念故土,又非仅仅是一己之私情——怀念故乡。以诗人、书法家概括于右任,似乎简单了些。那么,他的精神内核到底是什么呢?其实并不复杂,他给大人物写过一副楹联:“计利当计天下利,求名应求万世名”,构成了他一生的追求目标。

热衷于政治而又以书法名世不肯让人,在颜真卿后恐怕要推于右任了。颜真卿祖籍山东琅琊,后迁居京兆万年县。于右任所居三原与京兆相去不远,可算作老乡了。他的这位唐朝老乡一心想建功立业,一心想辅佐君王。到了举家无粥可食靠乞米度日的时候,也没有忘了守政,多次遭贬谪外放而忠心可鉴。于右任晚年凄凉,据说很穷,连镶牙的钱也没有,菜金往往也要“告贷”维持。即以如此的经济状况,还写下了《望大陆》诗一首,真的不可思议,也是他一生从政难以想象的。更为悖论的是,他所追求的终极目标,何以又让他远离故土,不得不以诗的形式怀念之。这哪里是他的初衷呢!

我们不得不将目光回到半个多世纪前,那个牧羊少年,为世人称之为西北奇才的于伯循——预谋刺杀慈禧太后。于右任进西安陕西中学堂,是为公元1900年,岁在庚子,鼠年,右老仅仅二十二岁。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逃到西安,即选择陕西中学堂驻跸。善于讲究排场的慈禧太后在慌不择路狼狈困境中依然铺排,让这个青年很是恼怒。他认为国家如此狼狈不堪,刺杀了慈禧让光绪皇帝变法就可以救国。于是,给当时的巡抚岑春煊写了一封信,要求岑巡抚“手刃西太后”。若不是同学王麟生苦劝,历史将会是另一个面目。而这公元的1900年,三岁的林散之老人患中耳炎致使微聋并遗疾终生;沙孟海则刚刚出生。日本国河井荃庐手拿橄榄枝执弟子礼拜谒五十七岁的吴昌硕。四十三岁的康南海有为先生逃到新加坡,住槟榔屿总督府躲避缉拿。

列强横冲,国亦羸弱,如何救中国?这恐怕是清末有志之士凝结起来的当务之急。

在于右任的性格中,千回百转悱恻迂回,那不是他。做什么都要明目张胆,都要大张旗鼓,都要赤裸裸。他的思想形成,与他的诗分不开。尽管他作了很多反清的诗,也许因为懂诗的人少,或者说二十几岁的右老太不知名,没有给他带来什么麻烦。反倒是一张相片,让他成了清政府的通缉犯——右老脱去上衣,披头散发光着膀子右手提着一把刀。三原县令据此与《半哭半笑楼诗草》一起,密报陕甘总督:于右任是革命党,削去举人并缉捕归案。

其时,右老年纪轻轻,已经是商州中学堂的监督了。光绪三十年,春闱会试在开封。右老等于是“晋京赶考”,密报业已得到批准。批复的电文几经转折,到了三原,右老已经到了开封。待到缉捕人员到了开封,右老已经扮作司炉,到了汉口又乘轮前往上海,到得南京潜行登岸,遥拜孝陵。诗《孝陵》一首曰:“虎口余生亦自矜,天留铁汉卜将兴。短衣散发三千里,亡命南来哭孝陵。”

上海,这个洋人最早集聚的地方,右老受到新思维的影响在所难免。经人介绍,化名刘学裕进入震旦学院学习。这是右老人生的转折点,因为他认识了我国早期的教育家马相伯先生,并且成为亦师亦友的至交。马相伯于1902年创办震旦学院,开学一年多之后,因法国教会势力干预学校教务,篡夺校政,以于右任为首的绝大部分同学愤然退学。之后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,为监督,于右任为马相伯的书记兼授国文。“复旦”二字则出自《尚书大传·虞夏传》,据记载,舜将禅让给禹时,卿云聚,俊乂集,百工相和而歌卿云。帝乃倡之曰:“卿云烂兮,糺缦缦兮。日月光华,旦复旦兮。”由震旦到复旦,右老也从学生到了当老师,于右任成了现代中国最早的教育家。

公元1906年,于右任二十八岁,即东渡日本到达东京,11月13日与孙中山晤谈,并正式加入同盟会,我们可以看作这是于右任职业政治家的发端。其后创办《神州》、《民呼》、《民立》、《民吁》诸报;成为孙中山时期的中华民国交通次长,又做靖国军总司令,再参选副总统而为监察院院长……一个职业政治家的身份就确定了。刘昌平先生在《于右任传》那本书的序言里,言功勋、言办报、言教育、言诗文,就是不言书法,传记的作者许有成先生亦有详尽的描述,构成了一个职业政治家的丰满形象。我就常常想一个问题:于右任是大才者。这所谓的大才,不是他为职业政治家的缘故,是站在书法家于右任这方面看的。书法这东西是不是需要专业,就是一生什么也不干,或者说什么也干不了,就要伺候笔墨。一个人的学问与才能,在书法上的作用究竟有多大。断言书法不能职业化专门化,当然有更多的例子,比如书圣王羲之、比如宗师颜真卿、巨匠赵孟頫、领军尚意书法的苏轼等等等等。但是,专业书家也并不是没有,而现在的趋势是,书法的专业化已经成为主体格局。


讨论这些问题,需要专文,我们现在来试着剖析右老的书法艺术。

纵观右老书法,可粗略分为两个部分:以大字魏碑体为首的行书和以小草为基础的草书。细分的话,还可以将《标准草书》从小草中分割开来。因为《标准草书》与右老形成自己风格的草书还不是一码事:共收集了东汉末年起到清代154位书家的字迹作为母体的1027个字,以千字文内容为书写对象。这里有王羲之223字、释怀素136字,其余各家不超过一百字。在草书传统中,有集《王羲之草书诀》,此本即根据古帖《草诀歌》影印;还有一本为明代韩道亨著《草诀百韵歌》,书写内容与《草书诀》略有差别。清·王世镗《稿诀集字》分缕条细,又有楷书释文,也为书界所熟知。

那么,右老到底要干什么呢?“其结构之巧拙,使用之难易,关乎民族之前途者至切……求制作之便利,尽文化之功能,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,发扬全族传统之利器。”原来右老的初衷,是要实用,等于是要普及草书。这与右老“计利当计天下利,求名应求万世名”的理念相一致,右老的理念贯穿他的一生。公元1932年,右老五十四岁,即发起创立了标准草书社。公元1936年,《标准草书》由上海汉文正楷书局出版,正试与读者见面,之后共修订了九次。手中有一本,为上海书店出版,可以窥见右老于草书所下工夫之全貌。关于草书,粗略分之,为章草、今草、狂草。右老喜欢草书,对此所下的工夫,非一般草书家所能比拟。他学草书,每日仅记一字,两三年间,可以执笔。

草书普及,这太难了。在汉语使用现行拉丁化拼音方案之前,还有一套拼音法,像是文字的部首,已经记不得几个了。即使普及汉语使之全民精通,也是件难事,何况是普及草书。有个文化学者据此说,于右任的《标准草书》想普及草书只是个人良好的初衷,言外之意是《标准草书》没有什么价值。即以我“没有书法中人涉书法之深”的理解,于右任功莫大焉。无论张芝、张旭、怀素也好,王羲之、王铎也罢,他们的草书形态各异,然而,读了释文就会明白,草书还是有它的内在规范的。当然,草书普及是不可能的,就是专门的草书家,所作草书,若是基本笔画都能够基本符合草书规范,已经不错了,何况书法之外的人乎!

右老行成自己风格的草书,与历史上所有的草书家都有区别,即能省的笔画,一定会省略,又不会让你读他的草书一脸的茫然。即使是偶有看不明白之处,仔细分辨,也会有原来如此的恍然大悟。右老草书的举重若轻,来自他对草书的烂熟于心。学者若是不慎察而蹈其皮相临摹,一定会出现散漫之疾,是学于书不得不察的。

右老又是碑学大师,收集碑石众多,所收碑石中,东汉蔡邕所书丹《喜平石径》尤其珍贵。毫无疑问,右老的另一种书法形态是行、楷书,即是魏碑体书法部分。魏碑刻石,以《龙门二十品》被世人奉为圭臬。碑学兴盛的年代,一窝蜂的学刀痕,写的字歪歪扭扭,仿佛扛着泰山般沉重。尤其捺脚,写得像是只伸出来没有洗干净的脚丫子一般。诚如沙翁所说,“以柔软的毛笔去摹习方俊的刀痕”,显然弊端多多。据沙孟海考订,即以狂炒的《龙门二十品》而言,写手高而刻手也高的并不多,大多是写得好而刻得不好或者写得不好刻得也不好,甚至根本没有书丹直接刻石,乱凿一通,如何便通通叫好。

右老之魏碑功底,可在1927年撰文书丹的《佩兰女士墓志铭》看到端倪。整饬大方,并非仅仅临摹魏碑,甚至还带有赵孟頫的温柔敦厚。尤其是右老的大字楹榜,写得落落大方,历史上如此潇洒的魏碑,恐怕只有右老了。他将魏碑行书化,又糅合了楷书的意趣,真的是碑帖结合了,让那些嚷着自己的书法是碑帖结合的书家,不免显得假惺惺而辛苦万状。如果我们不带任何偏见,以赵之谦和于右任类似的书法作比较,从外部特征就可以看到,赵之谦写魏碑辛辛苦苦,于右任写魏碑举重若轻,这就是我们称赞于右任的非理论化的原因所在。

不要误会,以为我贬斥赵之谦而抬高于右任。赵之谦有一幅楷书曰:“不读五千卷书者,无得入此室。”尽管他说这是受别人之嘱书的,谦虚地说仅仅可以粘壁,并非自我标许,我们还是认为这里肯定有银子。可见,成为赵之谦也非易事,他是有学问的,也非可等闲视之。在碑学上,我对赵之谦碑学的高明处择机会另行文。在此小文中,我欣赏邱振中教授对赵之谦的评价:“赵之谦对笔法的驾驭能力是不能否认的……过于强烈的创作意识几乎使一位有才华的艺术家完全变成一位匠人,而他真正的艺术才能却只有在远离艺术的场合中展现。”

这个观点颇和我意。其实还不仅仅是赵之谦,其他书家也多有此等状况。即以书学史论,传世高古之法书,也莫不是如此。我在其它文章中也说过类似的话,就是“非书法的故意”。但是,从案上观到壁上观,毕竟是趋势。再乞米的话用无线电话了,想得到颜真卿们的乞米帖已经是非分之想了。

那么,到底为什么呢?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形态呢?来路不一样,赵之谦崇尚碑学而不能自拔,于右任崇尚碑学而可以从另一面看待它,即参照帖学,与历代非魏碑大家相比较而又避免再度孱弱。更为其他碑学家不能到处,则在于右老曾经作标准草书。他没有误入碑学的白虎堂,是他在碑学的庭院里转悠了很久,爱之,察之,收集之,考之,辨之,再予以化解之。其实所谓碑学,我们通常意义上指的是北碑,或者具体到魏碑。依我愚目看,若是辛辛苦苦分辨写手高低,千辛万苦从刀痕中寻找毛笔的运动,还不如直接到李邕的《麓山寺碑》里查看呢!虽然欧阳永叔说邕书未必独然,可是毕竟然也!这是另一个话题。右老之重视北碑,还不仅仅为了书法,拯救文物为民族效力,是其“匹夫有责”式的信念。即以前文所说的《熹平石径》,花费银两几千。只此一项,即为功德无量,何况,右老收集颇丰呢!

于右任成为书法大师,到底归于他的天赋,还是勤勉?还是他的学问,亦或是不凡的生命轨迹?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曾经说,总觉得唐以后的书法缺了点什么,邱教授说是那点匠气。这很难有统一的说法。台湾的于大成先生说长峰羊毫不能使用,使用了长峰羊毫书法会很糟糕。可是,林散之就用长峰羊毫写出了那等字。而沙孟海则一般用短锋,在书写的过程中,笔锋烂叽叽四处开叉,依然义无反顾地写下去,写出了浑然法书。而于右任则是在黑白分明的两极挥洒,标准草书或者归结到他的草书,与北碑行书创作肯定不是一样的用笔,在他那里并没有水火不相容。这就是右老的过人之处,也是他让我们不能忘怀的所在。

美髯公于伯循右任老给我们留下了一片广阔的天地,他重重地挥一挥手走了。苍松翠柏环绕,高山之巅,一位巨人在望大陆。何时我们能够看到,他的灵柩在礼炮五声中起航,与他的发妻合葬于三原。起码现在,我们能够做的是,瞻仰右老的书作的同时,在心中响起那隆隆的炮声:一则为功勋,一则为教育,一则为新闻,一则为诗文,一则为书法。中华赤子于右任还没有安息,他的情深意切的诗所言之志还在飘荡,终究会有一天,我们在晚风中低回惋唱:右老你回来了,伏惟尚飨!尚飨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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